“完糧納稅，天經地義。”這是我國千古不易的道理，但在21世紀初被取消了，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農們，無不額手相慶。

大集體時代的生產隊里，年滿十三歲的小孩就有資格出集體工掙工分，按大人們的說法：孩子能自己養活自己了。父母終于松了一口氣！

每個生產隊有隊長、副隊長各一人，出納會計各一人，保管員一人，記工員一人。集體工除了被允許出去搞副業的，留在生產隊按人數多少分成幾組，百十口人的分為兩組，每組一個組長。農活隨季節而定，主要分為點工和包工兩類：點工就是組上的社員大家一起去做工，每天每人工分的多少按男女區別和年齡大小來評，誰的工分評多少，基本上是隊長說了算；包工就是某一項工作先估算一下多少工分，然后由哪些人去做，不規定時間長短去完成。

做點工的工分是規定死的，反正一天到晚大家早工、上午工、下午工一起做，做多做少做好做壞都一個樣，跟著磨洋工混日子就行了。做包工就不同，承包的人都拼命努力地干，力爭盡快早點完成，工分會多得多。做包工的大多是一些青壯的男勞力，老弱婦孺一般只能做點工了。

其中送公糧就屬于包工的一類，與其他包工不同的是，無論是誰都可以去送，只要你挑得起，憑自己的力氣大小挑就是了。

送公糧是在“雙搶”的八月一日之后，而且一般安排在上午散工后中午的休息時間，按每百斤十分算工分。

時值正午，秋老虎很是厲害。隊長一聲令下，全隊的勞力都來到隊里的倉庫里，自己能挑多少就在籮筐里裝多少，這比平時做點工要劃算得多。

我們生產隊離一渡水公社糧站是一條近兩公里的山坡路，那時沒有公路通車，上嶺下坡物質運輸全靠肩挑。送公糧的社員幾十個挑著公糧，每個人都大汗淋漓，隊伍蔚為壯觀。

挑到糧站后，工作人員首先要檢查稻谷的質量，一是要谷粒飽滿，十粒五雙；二是稻谷必須要曬得干燥。如果有稗谷，就必須將稻谷重新過風車車干凈；如果太濕潤，就必須把稻谷倒在水泥地或曬墊上攤開曬干，然后才可以過秤。

也有因為糧站工作人員太過于精致而與社員產生矛盾爭吵的，但最后吃虧的十有八九是社員。如果社員不按糧站的要求去做耍刁的話，輕者批評教育，重者有可能被扣上“破壞社會主義建設”的帽子而受到批斗的。

公糧過秤后，每個人還要挑一擔化學肥料回隊里。來的路是下坡還好，回家的路都是上坡路，那就吃虧多了。但這是那時的日常勞作，再吃力也必須干。

實行聯產承包之后，公糧也就自然分到了各家各戶。我所在的楊立大隊的總公糧是一十六萬一千斤，我們鋪里生產隊人口和稻田只有全大隊的二十分之一，而公糧卻占了全大隊的十分之一，一萬六千一百斤，這完全拜當年虛報產量、好大喜功大搞浮夸風的生產隊長所賜。而我家六口人分的田又剛好要送公糧一千六百一十斤，占全大隊的百分之一、生產隊的十分之一，因為太湊巧，所以至今還記得。

剛開始搞單干那年我才十七歲，但因為父親在外教書、弟妹還小，母親和我是家里的主要勞力。送公糧的時候，全家大小五個人一個也不落下，父親那時正值壯年，又吃得苦扮得蠻，每擔都在一百五十斤以上，我和母親每擔百十斤的樣子，弟弟才十歲，妹妹才七歲，也都多多少少挑一點。回家的時候，也必須要挑一擔化肥的，弟妹則隨手帶些其他的東西。

前前后后，送公糧要費四五天的時間。因為我一家人都誠實，公糧質量是一等一的好，故而從來沒出現車谷曬谷之類返工的事。

送完公糧后的這晚，父母一般會把伙食安排得比平常日子要好，像過節一樣，比如殺一只鴨子、一只雞來犒勞大家。

父親的血醬鴨做得格外的好，酸水、嫩姜、青椒、山椒的味道和在一起，每每讓我吃得肚子發痛，我懷疑我的胃病就是這么得的。

后來我轉正成為公辦教師，我的那份田退了，我家少交了六分之一的公糧；后來弟弟也轉正為公辦教師了，我家又少交了一份公糧；再以后，農業稅全免了，種田人再也不要挑著稻谷汗流浹背地去送公糧了。